徐子荣与《我的前半生》的成书
《徐子荣画传》，群众出版社，2017。
梳理溥仪《我的前半生》成书史，映入眼帘较多的是徐子荣的名字。我在一些文章中也称他为公安部审改《我的前半生》的最高指挥。直到2013年看到徐子荣的儿子徐清漳编撰的《徐子荣画传》书稿（后由群众出版社2017年出版），听他讲述五十余年前的故事，我才动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
群众出版社介入溥仪《我的前半生》写作出版，是1959年12月以后的事。这年12月28日，总编辑姚艮在写有“计划在1960年1月上旬出版”的图书征订目录上批示：“拟同意，请王副主任审阅。”当天，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王仲方即批示：“此件徐副部长、刘主任看过，同意照办。”这是当时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徐子荣介入《我的前半生》的较早证据。这个征订目录经徐子荣批示后，接下来就由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凌云约请溥仪在全聚德吃烤鸭，姚艮和李文达都参加了，席间主要谈的是合作写书之事。于是才有了溥仪和李文达的香山之会。这个过程，只能是徐子荣点头以后才能进行。
1960年10月，徐子荣利用星期日休息，挈带儿女，专程前往中国科学院香山植物园探视在那里劳动的溥仪。临行前，他跟徐清漳说：爸爸带你去看“皇上”。
公安部原副部长徐子荣（1907-1969）。
在香山植物园的职工宿舍里，徐子荣等待溥仪一段时间，听说末代皇帝为了制作“人造肉”，正在山里捡树叶。何谓“人造肉”？三年灾荒期间，全国缺粮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一场由中央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生产活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人造肉”为技术含量较高、营养价值较好的合成类精细代食品，它的成分包括叶蛋白等。
据徐清漳回忆，溥仪穿着一双普通球鞋，风尘仆仆地赶回来，面对徐子荣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徐子荣问溥仪《我的前半生》写作进程如何，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溥仪说，我在这里半天劳动，半天和李文达商量写作之事，自李文达离开后，写作停顿了。希望有较多时间去搜集、研究资料，认真思考问题，以便书稿早日问世。徐子荣向溥仪表示：这些事由我来协调解决。
前排左一徐子荣，后排左一王芳，左二姚艮，左三凌云，左四刘复之。前排左二左三，未能辨识为何人。 （作者供图/图）
那么，徐子荣是否第一次见到溥仪呢？我问徐清漳，他说，不可能，两人老熟人似的。据1964年3月公开出版的《我的前半生》，溥仪1955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见过两位元帅，但书中未点名。较早产生的“另起炉灶”二稿本（即《我的前半生（全本）》）则告诉读者是贺龙、聂荣臻两人。仔细阅读《我的前半生》的各个版本，就会发现，经常有上面的“首长”来抚顺战犯管理所视察，而来一次必见溥仪。徐子荣作为当时协助罗瑞卿负责全面工作的副部长，或许以他为主，或许陪同更高的“首长”，恐怕在抚顺所不止见过一次溥仪。当时公安部的老局长们都感佩徐子荣的平易近人、通情达理、体贴入微，谓之“忠厚长者”，那么这种工作作风也会浸润他所视察的单位。具体来说，溥仪是个犯人，他对公安部领导对他的关怀，注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加深了改造方和被改造方的融洽程度。
其实，仔细阅读一些文献资料，还会发现，溥仪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后，徐子荣去香山植物园前，两个人也见过面。据贾英华著《末代皇帝的后半生》记载，1959年12月19日，即周恩来接见溥仪等十一名首批特赦战犯以后的第五天，在中央统战部的会议室里，徐子荣与溥仪同桌吃过酒席，在座的还有中央统战部方面的领导李维汉、徐冰、张执一、平杰三等。为《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由公安部和统战部合作，公安部协助溥仪撰稿，统战部组织审查的格局，在这一时间已初露端倪。
徐子荣去香山植物园后，溥仪于1960年11月26日拿到“选民证”；1961年初，陈毅副总理给对外文委下达指示，要求把修改好的《我的前半生》译成外文在国际发行；1961年2月，溥仪正式离开香山植物园，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从而具备了与李文达合作写书的良好条件。对这一切，作为中共中央处理战犯专案小组成员的徐子荣，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笔者在“《我的前半生》档案记略”一文（载《出版史料》2006年第4期）中，曾征引1961年5月18日姚艮、于浩成、李文达三人写给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的“关于修改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进行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的手稿由李文达起草，涂乙之处甚多，其云“刘主任并呈徐副部长”，而其后蜡版刻印的正式报告上则录刘复之同年5月23日批复：“拟同意，请徐部长指示。”正式报告的右侧则存徐子荣5月24日的批示：“请谢部长、党组同志阅批，拟同意。”谢富治在“谢”字上画了一个圈。可见，徐子荣关心溥仪和《我的前半生》是代表公安部党组的。
末代皇帝的自传究竟应该怎样写，是崭新的课题，以前谁也没做过，只好多方请教。在审阅“另起炉灶”二稿本的过程中，徐子荣出面给郭沫若和老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由群众出版社派人前往，“面谈关于这本书的一些问题，请给予指导”。对于这件事情，姚艮和李文达没有向刘复之汇报，直接去找老舍了。老舍后来在一次高级知识分子的聚会中，提及公安部请他帮助修改《我的前半生》。参加这次聚会的季羡林，马上将老舍的话通报给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又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刘复之。刘复之一头雾水，找来姚艮、李文达问询，并批评了两人的疏忽。又如，《我的前半生》即将公开出版时，对书籍的封面上是否印制溥仪亲笔书文的问题，也是徐子荣提出要求，由公安部部长和党组来议定。
徐子荣对《我的前半生》的稿酬分配问题，也有他自己实事求是的态度。当群众出版社提出《我的前半生》的稿酬由溥仪和李文达平分以后，刘复之于1964年2月10日批示：“拟同意，报告徐子荣部长批准。”当天，徐子荣批示：“这种事弄不懂，可同中宣部、统战部谈谈确定。”为群众出版社解决稿酬分配问题提供了路径。
徐子荣，大革命时期入党，战争年代作为“皮旅”的政治委员，与皮定均一起面对国民党军队数倍于我兵力的包围，以极小的代价杀出一条血路，凯旋解放区，史称“皮旅中原突围”。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公安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含冤去世。本文所述，仅仅是徐子荣在公安部工作的一个很小的局部，为认识《我的前半生》的成书过程以及溥仪以外的重要作用力提供了依据。
孟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