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皇族重臣奕?生平恭亲王奕?子女奕?结局

清朝后期皇族重臣奕?生平恭亲王奕?子女奕?结局

恭亲王奕?（1832——1898年），道光帝六子，咸丰帝异母弟。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首领，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他积极出谋献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的危局，迎来同治中兴。然而他命运坎坷，他支持慈禧太后北京政变，得到了委以重任的报答，但随即而至的是慈禧太后的不安和打击。后期他在统治集团内部浮浮沉沉，意志消沉，无所建树。

作为时间的后来者，我们对历史人物任何形式的分析其本质恐怕都只是一种揣测。而揣测往往又会催生出种种不同的结论。阅读历史或者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很可能只意味着个人对于历史的解读。那么说晚清史不甚浏亮应该不算过分，这个朝代像一个走到生命尽头时的老人，他的呼吸缓慢、混浊、衰老。但是，即使在这种衰微中我们仍能感觉到了这个朝代的生命力。这个落日中的帝国和他荫蔽下的精英们也远不是完全地坐以待毙、委曲求全、不知所措，事实上它挣扎过。末世风雨如晦，且看这个叫奕欣的人，同样晦暗如斯。

见过恭亲王奕欣的一张正面照片。他坐在太师椅上，右手扶于椅把，左手搭在膝头。面容清矍,表情肃穆；双眉紧锁，唇线分明。姿态慎重、悲凉而忧郁。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曾作《浣纱溪》云：“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他与恭亲王一样同出于天潢贵胄之家，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康熙十五年（1676年）其二十二岁时殿试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授三等侍卫，后循进一等，正三品。从时间上算，恭亲王奕欣比之晚了两百多年。并且前者处于康乾盛世，而后者大半生却面对着帝国衰微的窘迫境地。又或者如此比较实在牵强无理，但是窃以为就心境和人生气质而言，这首词未尝不可作为恭亲王晚年尤其是戒台寺十年的注脚。

究其根底，恭忠亲王忧郁的根源正在于他将时世看的过于清楚，将事理悟得过于透彻。试想一个人对时局已看得很清楚，残败，艰苦，却还是不得不在这之中寻求希望，以图力挽狂澜。作为末世栋梁，如履薄冰，举步维艰，难以想象他能在这样的图存中能始终保持青年初期的豪气干云。
一、明白人的忧郁
奕欣的忧郁并不只是一种情绪的状态，这与如今所谓“小资的忧郁”完全大相径庭。恭忠亲王的忧郁是一种气质，而这种气质是他的人生经历和对时世对自身明晰洞察塑造的结果。顺便提一句，小资的忧郁恐怕更多地对应着对外在对自身都缺乏清晰的认识。
恭亲王是宣宗道光皇帝的第六子，生母孝静皇后。从小聪明过人，文武全才，深得道光皇帝的赏识。少年时意气风发，锋芒毕露。一个年轻人自视较高而又有恃宠而骄的资本，那么恭亲王虽非嫡子但他对于皇位的期待和自信也是可以想象的。但由于缺乏经验，不善于揣摩老皇帝的心理，在皇位的竞争中败在了杜受田调教的咸丰皇帝的手下。根据史书记载，道光皇帝一直对二子谁继承大统犹豫不决，有两件事对皇位继承人的决定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其一出于《清史稿》：“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另一则则出于野史笔记《清人逸事》，曰：“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这两个故事中实际上可以看到，奕欣最初应该是一个相当依赖实际才能而疏于攻心的人，而权利场上心计谋略却也是制胜的法宝。很可能这对他也是一个打击。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置立储诏于鐍匣。绝无仅有的一匣两谕，老皇帝遗嘱封四皇子为皇太子，封他为恭亲王，据说“恭”字正是告戒他能恭慎行事、维护服从皇帝，并且保护自己。而这个清室的最高封号，后来也使他得以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一展才华。历史不能改写，我们可以说正是与皇位的失之交臂使得“恭亲王”成为“恭亲王”。至于这种憾恨是否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就只能揣测而不能求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