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们心中母亲最伟大
和母亲在一起
我的母亲于1930年出生在一个极为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很小时我姥姥就去世了，我姥爷因生活所迫下了关东，40多岁就因病离世，后来我大舅和二舅也都下了关东，只有母亲和我三舅姐弟二人在家相依为命。
母亲的童年是在饥寒交迫、兵荒马乱的年代度过的。在她8岁那年（1938年），侵华日军进逼山东临沂。驻守临沂的国民党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在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的增援下，与日军展开激战。两军在坚守一个月后相继撤出战场，4月21日临沂失守。日军闯入城西的大岭和古城村，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并派飞机不断轰炸。日军在城西疯狂屠杀十余日后，又在城里火神庙旁和南门里路西设了两处杀人场，用军犬、刺刀屠杀无辜群众。日军在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还大面积的纵火毁城。大火一直延续六七天，整个城西南隅化为灰烬，屠杀平民3000多人。史称临沂大惨案。
为了躲避战乱，当地和附近的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逃离家园。当时，只有8岁的母亲背着3岁的弟弟（我三舅），深更半夜跟随乡亲们一起“跑反”，到离家十几里地外的艾山躲避，头顶上有敌机盘旋轰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从不远处传来，临沂城西和城内火光冲天，“跑反”的人群惊恐万分，孩童被惊吓的大声啼哭，大人们赶紧用手或衣物将其嘴捂住，不让哭出声音，……其情其景难以想象，只有8岁的母亲背着幼小的弟弟，同大人一样在凹凸不平的乡间路上逃难，体力和精神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作为我们没有亲历过这一苦难的后人是难以想象和描述的。
母亲很少在我们面前诉说她小时的往事，只是这件事经常在我们兄弟面前提及，可以想见母亲对幼时的这段经历刻骨铭心，也是要我们后人永远不忘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母亲18岁就嫁给了父亲。当时父亲家也是一贫如洗。父亲11岁时我爷爷病故，17岁时我大爷被地主诬陷，流亡他乡，音信全无，父亲、奶奶和年幼的姑姑一家三口，靠父亲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奶奶做粥卖维持生活。父亲多次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冒着生命危险从国军处逃回后又被地主讹诈、诬陷坐了监牢，在监狱抬死尸染上“伤寒”这一烈性传染病，后经在县城做官的本族人担保出狱，回家后又将奶奶、姑姑传染。父亲26岁时奶奶因此病去世，姑姑因此病发高烧，当时头发全部掉光，父亲和姑姑幸亏年轻，抵抗力强，才保住了性命。母亲和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结婚的。当时，父亲家田无一垄，房只一间，父亲和母亲是借住在本家范金凯四大爷家的厢房完婚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兄弟五人相继出生。由于旧中国积弱积贫，新中国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刚建立不久，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们的家庭都仍然很贫穷，加之咱家人口多劳力少，经济基础差，生活就更为艰难一些。
母亲为了把我们养大成人，精心操持着这个家。
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多挣工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生产队给出勤的社员记工分，年底按“人口三、劳动报酬七”的比例进行口粮、现金和柴草等其它物资的分配。咱家人口多，劳力少，挣的工分少，年底不仅分不到现金，还要倒找给生产队口粮钱。为了家里少交一些钱，母亲除了操持家务，还积极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她一有空就去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母亲思想觉悟高，不怕苦累。队长分配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从不挑肥拣瘦；有多大力气就使多大力气，从不耍滑偷懒。因此，经常受到生产队长和社员群众的赞誉。
养鸡、养猪、做豆腐卖，增加家庭经济收入。那时，一个鸡蛋能卖5分钱，一头猪能卖100多块钱。母亲除了积极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还利用闲暇时间养鸡、养猪。她起早贪黑推磨磨豆做豆腐，做好后便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母亲做的豆腐好吃，称称时秤杆都是撅得高高的，所以庄邻都乐意买母亲做的豆腐。母亲做豆腐卖，虽然挣钱不多，豆腐渣却是喂猪、喂鸡的好饲料。母亲平时养有七八只甚至十来只鸡。小公鸡和部分鸡蛋只在过年过节或来客人时用来改善生活，平时是不舍得吃的，鸡蛋都是攒着卖了以后称盐打油、作平时的花销和人情来往，我们兄弟有时拿鸡蛋去门市部换作业本、铅笔等学习用具。母亲是养鸡的能手，为了节省买鸡仔的钱，她还用自家的鸡下的蛋孵化小鸡，我小时候最爱看小鸡仔出壳的那一瞬间啦！每年年底，咱家都会有一头肥猪出栏卖掉，春节就有了置办年货和增添衣物的资金，还可以用来还掉欠生产队的口粮款。
立足现有条件调剂生活，尽量让全家吃饱不饿肚子。那时，地瓜和地瓜干、地瓜叶子是咱们全家的主粮。秋天，生产队把收获的地瓜分到各家各户。母亲把没有虫眼、长相“漂亮”点的地瓜挑拣出来，放在阴凉的地方一段时间，然后把这些晾晒过的地瓜放进地瓜井里储藏。这些地瓜失去了部分水分，又面又甜，可以煮着吃，也可以做地瓜粥或在锅底下烤着吃。基本上能吃一秋和一冬。其余大部分的地瓜都切成片，撒在地上晒干储存，能吃一年。地瓜干主要是用来磨面摊煎饼。那个年代地瓜面煎饼是百姓餐桌上的主要食物，母亲几乎每天都要推磨摊煎饼。母亲每年还会在地瓜收获的季节，掐些稍嫩的地瓜梗和地瓜叶切碎晒干，储存起来，做渣豆腐。在冬天的时候，还要捂些臭豆子拌萝卜当咸菜下饭。因为母亲经常做豆腐卖，所以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渣就是当时全家人改善生活的最好的食材。
母亲心灵手巧，做针线活是行家里手。那时，国家经济短缺，布料都是计划供应，而且数量也很少。我们兄弟多，小时顽皮，衣服磨损的很快。母亲用她那勤劳的双手，给我们缝补浆洗，我们的衣服虽然破旧，但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母亲把废旧的布块用浆糊层层粘贴起来晒干（当地老百姓叫“打阕子（音）”），用来纳鞋底，做鞋子。为了弥补布料的不足，母亲披星戴月，纺棉线，用来换粗布。那时家里没有缝纫机，一切针线活都是手工，所以，母亲每天都劳作到很晚的时间，经常是我睡醒一觉，看见母亲仍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飞针走线的忙碌。
母亲为人厚道，待人和善 ，非常重视亲情。对左邻右舍，能帮则帮，有求必应，从没和人红过脸，闹过是非，是全村公认的大好人。对自家亲戚，更是时时刻刻挂在心上。我三舅一辈子没结婚，单身一人生活，母亲非常牵挂他的衣食住行 ，经常去看望三舅，帮他拆洗被子，缝补衣裳，尽当姐姐的责任。每到逢年过节，母亲都给我们准备好礼物，叫我们去舅家、姑家看望，亲戚来了，都是热情招待。
俗话说;“岁月无痕，母爱无边”。母亲对我们的爱，难以用语言文字形容。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母亲用她那瘦弱的身体、勤劳的双手支撑着一个家，将我们兄弟一个个养大成人，成家立业。母亲时刻想的是我们的饥饱冷暖，从没想她自己。等我们长大成人，她想的不是对她的回报，而是子女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有所贡献。18岁时，我响应国家召唤应征入伍，保卫祖国边防，母亲二话不说，送我参军。按当时部队规定，我一直到第四个年头才被批准回家探望父母。期间母亲想儿心切，不顾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只身一人坐汽车乘火车，来到部队，住了没几天，就怕影响我的工作，执意要走。
自我结婚后，每年都有一次探亲假，可以回老家和父母、妻儿团聚，这是母亲无比高兴的日子，也是母亲格外忙碌的日子。母亲不顾年大体弱，为我们忙里忙外，给我讲老家的一些趣事，亲自下厨做饭炒菜，给我改善生活。难得一年一度的全家团聚，兄弟爷们在一起喝酒聊天，有时要到夜里很晚的时间，母亲总是陪伴着我们，劝她早早休息她也不肯。一个月的休假日很快就到了。“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这是我每次回家返回部队时的真情写照。虽然母亲没有像诗人形容的那样，挽断我的袖子大声啼哭着挽留，每次都是送出老远并且擦眼抹泪依依惜别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
